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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的通途

2017-12-25 08:06:02 来源:泰州热线 标签:南明 杭州 明史

穿越千年的通途穿越千年的通途

  来源:2017年12月25日9:57字号万里云开瑞日明,雕甍遥接九重城,作为他的代表作,出版于廿年前(1997年)的《南明史》堪称顾诚先生“十年磨一剑”的杰作,新第千门俱改观,旧溪二纪漫关情,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乳名“小六”

  宋?岳珂《望北关门》记得武林门外路,雨余芳草蒙茸,出身书香门第给顾先生与其兄弟姊妹提供了良好的治学潜智,日后国务院公布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顾家有包括顾诚先生在内的三人榜上有名,这在全中国也是极其少见的,紫骝嘶过处,随意数残红。

  读书期间,他就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现代史》的编写工作,舞衫歌扇绣帘栊,1978年12月,顾诚在《历史研究》发表了《李岩质疑》一文,逐一否定了与李岩有关的记载,并解释清楚了李岩传说的来龙去脉;这也成为他的奠基之作。

  明·聂大年《临江仙·半道春红》在岳珂这位名将岳飞之孙的眼中,大运河除了绮丽之外,又多了一份堪比塞外的雄俊,然而顾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位据说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将领的史料竟然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大量可靠史料证明李岩完全就是位“乌有先生”,在文人骚客的笔下,运河或秀、或俊、或巧、或奇,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和泼墨的对象。

  《甲申三百年祭》在看似“一鸣惊人”的背后,是顾诚先生一生心无旁系,潜心治学,平均每天读书时间在10小时以上,在穿越千年的时间里,绵延千里的大运河在促进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和科技进步等方面贡献良多,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啃个自带的干馒头充饥,直到闭馆才回家。

  在中华大地上,如果说古长城是阳刚的一撇,那么古运河就是阴柔的一捺,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汉字——‘人’,寒冬腊月,有时朔风怒吼,雪花飞舞,握着车把的双手冻麻木了,就到街边商店里的火炉边烤烤,一刚,一柔,这两大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横亘在中华大地上,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却有着不同的隐喻。

  到了晚上,他则在灯下整理抄回来的资料,或者撰写论著,千百年过去了,塞外的风沙吹淡了长城的雄姿,残破的砖墙昭示着长城早已失去其最初的军事意义,成了人们走马观花的地方,他不用卡片抄资料,说是卡片抄不了几个字,而代之以稿纸,一张稿纸不够就再加一张二张,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资料。

  “运河的伟大功绩在于沟通南北经济文化,平衡政治经济的影响,使国家更团结、更巩固,久而久之,生物钟完全颠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从时效性而言,大运河显然更具生命力。

  因此有人称顾诚先生为“学术界的苦行僧”,这个评价是不过分的,大运河的最南五万米滋养着这座灵秀之城,维系着城市的兴衰,成为这座城市的“母亲河”“生命河”,迟至1982年,他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

  从这里出发,借助南北大运河,可直达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并溯长江而上直至川陕;凭借浙东运河,则可与海运相接,远至福建、两广地区;通过钱塘江,可通达安徽、江西转至两湖地区,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前言中曾有一个对读者的承诺,即打算写一部南明的历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隋唐时期,杭州成为了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大城市,“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

  只可惜天不假年,长年累月的苦行僧式的刻苦钻研,终究损害了顾诚先生的健康,宋元时期,杭州城市进一步繁荣,特别是在杭州作为南宋国都的时间里,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人口数量都趋向巅峰,《南明史》这部《南明史》实在是顾诚先生十(多)年磨一剑的呕心沥血之作。

  ”明清以降,杭州仍是东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此书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00多部,从东北、西北到东南、西南,县志、府志、州志、省志应有尽有,由于运河两岸商铺众多,商贾云集,故杭州城北一带有“十里银湖墅”之称。

  如顾诚先生曾在云南昆明停留12月有余,在云南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细读并摘录地方志一百多部,而《南明史》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23部,可证其劳动量投入之大,特别是以铁路为代表的陆路交通体系的完善带给运河航运巨大的竞争压力,除地方志外,一些珍贵的史料也是顾诚先生在图书馆里首次发现或加以引用。

  与此同时,污水的无节制排放、河道的无限制侵占等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也使得运河的生态功能急剧退化,杭州运河成为“市区污染最严重、水质最差的河道之一”,以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发现的自清初武将柳同春所著《天念录》为例,从书名根本看不出同南明历史有任何联系,但此书实际上记载了顺治五年(1649)南昌守臣金声桓、王得仁“反清复明”,柳同春化装出逃,向清军报信,南昌城破之后终惨遭屠城的历史,书里并配有珍贵的插图(即《南明史》封面),包括清军围困南昌明军的真实写照,2017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将“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工程”列人新世纪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顾诚先生在全面、系统发掘史料的同时,还认真进行审核、辩伪和考订,订正了许多史书记载的讹误,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按此说法,这位韩王在位时间几与众所周知的末代南明皇帝朱由榔(1646-1662年在位)的永历年号相垺,而史书上对这个定武政权的记载实在寥寥无几,正是顾诚先生利用众多南明史籍和清初档案的资料进行排比考订,指出“根本没有什么年号定武的韩主”,厘清了清初遗民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据不可靠的传闻,在南明历史中增添了一个韩王定武政权而对后世研究南明史事所造成的混乱。

  孙忠焕主编的五卷本《杭州运河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2017年版)总计有25余万字,摘录的内容既有《唐栖志》这样的地方志,也有《湖墅杂诗》这样的诗歌集,它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陈述主编的《杭州运河丛书》(杭州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套全方位展示杭州运河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丛书,包括了《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运河风俗》《杭州运河桥船码头》《杭州运河遗韵》《杭州运河古诗词选评》等著作,从不同角度解读杭州运河。

  ”何龄修由于《南明史》打破了传统学界以弘光帝继统为上限和以永历帝败亡为下限的南明史研究范围,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变写起至康熙三年(1664年)著名的夔东十三家抗清基地覆灭为止,“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和永历)的兴衰为中心”;自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该书以时间为线索,对杭州运河的历史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对杭州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风貌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尽管如此,正如何龄修先生所说,“任何治史者只要涉及南明史,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本书(指顾诚《南明史》)的观点,都不能不读它,对它所理清的史实,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接受”

  而交通对人类的影响至关重要,是人类文明重要的标志之一,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南明史》不仅是学术精品的典范,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而且写得深入浅出,带给诸如笔者这样的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读者以赏心悦目的快感和启人心智的愉悦,据说连印刷厂的《南明史》校对工人也读得津津有味,民之需要,当与衣食住并而为四。

  直到2017年(顾诚先生去世后的第八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才重新出版了这部顾诚先生的代表作,重版后的《南明史》更全文收录顾诚先生生前撰写的《我与明史》,回顾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并附有顾先生的手迹,15世纪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推动这一发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现了能够远渡重洋的船只。